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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挺上两三个月,抵坐三五年牢。”这是原鄂州市梁子湖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詹东林贪腐之后,用来“勉励”自己的话。据报道,为了应对组织调查,他多方“取经”,打探如何对抗组织调查的“攻略”,在家提前进行各种“模拟训练”,“预演”组织调查,“鼓励”自己坚持到最后。

 

再幽默的小说家,都很难写出现实中贪官的这副丑态。詹东林对于组织调查手法的想象之丰富,完全出自他“有权不为己做主,不如回家卖红薯”的坚定信念,基于他“职位低不显眼,隔墙砖头砸不到我”的老到判断,可见他的贪腐行为,是有备而来的,是明知贪有险、偏向贪途行的侥幸博弈。

 

宁可把心思用在应对组织调查的“模拟训练”上,也不愿关闭内心深处贪婪的欲望闸门。詹东林的“智慧”,无疑是从几十年的官场里混出来的,他当然知道水的深浅与清浑,知道“犯事”的概率有多大,所以不惜放手去博一把。

 

对于权力在手的官员来说,贪腐是个简单动作,应对反腐才属于技术动作。一个官员,把大把的智慧用在这些方面,不惜以最强的模拟训练来应对组织调查,可想而知,用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上还能有多少心思。

 

但透过这个案例来看,对于防腐反腐工作,需要反思的是这种侥幸心理的构成,与法治监管和制度设计的关系。正是因为“隔墙扔砖”的偶然性没有消除,才使得一些官员始终怀有“砸不到我”的侥幸;正是因为“挺上两三个月,抵坐三五年牢”的可能性存在,才让一些官员抱着“撑死胆大的”心态。

 

所以,官员的分文不贪,既需要一名官员党性官性的意志力支撑,更需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完善构建。

 

事实上,pk10论坛:像詹东林一样鼓励自己面对组织调查时“坚持到最后”也不说的官员,也不在少数。根据中纪委监察部网站通报,前几天,天津市纪委就查处了2名承认在组织开展谈话中拒不说明违纪问题、对抗组织调查的厅级干部。这些官员,其实都在伸出贪手的前前后后,在心底里无数遍模拟过应对组织调查的“实战训练”。他们知道,只要略施“智慧”,贪腐的动作就可以做得神不知鬼不觉;只要权力的手脚办得利索一点,就很难留下把柄与证据。

 

可见,权力与反腐工作之间的较量,最终还应该是制度设计的智慧,与贪腐官员侥幸心理的较量;是严格到位的监管,与欲望难挨的权力之手的较量。

 

詹东林的人生,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仕途人生。反腐工作,最理想的境界是,让官员的聪明用到为人民服务的正道上。官员如果在欲望面前耍聪明,就应该让他“误”在制度笼子的设计上,而不只是误在自以为是的那股聪明劲儿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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